只要三农问题继续存在着，争论还会继续。

南方周末：中国乡村有着自己的传统土壤，这样的背景下，突然生长出来的集体制对农村、对经济有怎样的影响？又会如何演变？ 周其仁：中华文明的传统是在家庭内部的土地诸子平分，这是传统带来的麻烦，小家庭内部诸子平分，导致谁也不愿意离开故土，谁走了谁吃亏。生增死减在影响确权，进而影响农村土地的流转。

  谁也挡不住这场改革 一个中央政府，一个地方政府，一个村庄农民，在这项改革的进程中缺一不可。如何理解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在土地改革中的意义？ 周其仁：从逻辑上来讲，确权是基础和前提。这种残缺的产权一旦面临拆迁补偿问题，是不是会激发新的矛盾？ 周其仁：也是那个人民公社60条，同时说土地属于集体，不得买卖、租赁、转让。不过，最新的消息是，因为此项改革牵扯重大，存在激烈争议，很有可能步伐会比原来市场期待的更慢一些。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庄农民，是这场改革曲线进程中缺一不可的力量。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成都当时的领导班子就是一群圣人，是改革的理想主义者。8月，广东宅基地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允许本镇内非城镇户口之间的农房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政府由官员掌控，官员不受约束政府行为规范不了。

当然，也并不是说完全没约束，约束还是有的。  最近有学者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已破20万亿，听来让人震惊。问题是第二、第三种，规模无约束，如脱缰野马一哄而起，结果自是一放不可收。摆明的一点：就政府贷款与企业贷款比，企业只承担有限责任而政府承担无限责任，两害相权，假若你是银行行长你会怎么做？ 想多一层，说中央与地方政府是父子，中央与国有银行又何尝不是？既然大家是一家人，银行把钱借给地方政府，即使将来有啥闪失收不回，中央政府也会兜底。

研究经济学数十年，有个看法我始终坚持，即约束政府必须先约束官员。当然也不是太绝对，至少在理论上，所有贷款都是有风险的，但风险大小有不同。

当下的问题，是还钱作为借债的约束只能约束政府而不能约束官员，若能通过某种制度安排约束官员，此事当不难解决。我不反对地方发债，缺钱借债无可厚非。我们的中央与地方政府是父子关系，血脉相连，一旦地方出事中央政府绝不会见死不救。无利不起早，银行一定有自己的考虑，是何考虑暂不讲，容我后面谈。

原则上，以上主张我都赞成，但也有三点疑问：第一，中央替地方借债当然好，问题是中央政府要最后对偿债负责，这样地方政府会不会更加有恃无恐？第二，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分配比例做起来很复杂，远水能否解得了近渴？第三，不论银行怎么改，若中央与地方父子关系不变，银行风险怎会变？ 大道至简。有人批评那是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才让政府过度负债，可请问天下哪有官员不追求政绩的呢？ 转谈银行吧。现在看，风险并不在第一种，中央替地方借债不仅规模可控而且还债有保证，不会出风险。二是中央财政集中过多而地方财政捉襟见肘。

控制地方债最简便的一招，在我看来是要约束关键人，具体说是要约束地方的主官。一语道破，这正是当下的症结所在。

所以如此原因其实简单，还钱虽是约束，但约束的只是政府而非官员。怎么会这样？所谓债多不愁，难道地方政府当初借债时真的就没想到还？ 令人不解的是，银行不蠢，为何明知地方政府还不起债却还要给贷款呢？对此银行自己解释是被逼无奈，不排除有这种可能，之前也确有地方政府给银行施压，扬言不贷款就抽走财政存款。

不是吗？当年国企欠银行那么多债而银行之所以能安然无恙，最后就是有中央政府兜底，将不良贷款剥给了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上世纪末国内银行坏账率高得离谱，而央行推出贷款终身负责制后效果立竿见影。是的，中国不比西方，人家西方联邦制的国家地方政府有可能破产，而中国不会。重新确定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分配比例第三，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党的领导下，主要是根据实践经验，通过中央的重大决策、决定，从上而下来推动的。第二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有几个创新点： 第一，提出了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我坚持要理直气壮地提出劳动力市场，但有人说：劳动力怎么进入市场呢？劳动力进入市场就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所以不赞成劳动力市场的提法。

十八届三中全会可以在继承历次重要文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创新起草和征求意见方式，发挥智库作用，凭之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智慧，为中华名族的复兴制定新的改革蓝图。利益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改革需要在调整重大利益关系上取得进展。

总理看了以后于1987年8月30日批示：要把指令性计划改为经济合同制的观点反映到报告中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接近六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党在十二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了经验，1984年10月20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每次改革开放的重大突破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中央及时指出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在这个关键的战略节点上，根据我参加几次中央决定起草的体会，建议中央作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特点 以上讲的是我参与中央一些重大《决定》过程中的体会。

（5）形成并健全全国统一的现代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完善市场决定价格机制，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更大范围更广泛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我讲过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百分之百的国有经济，另外一种是国有成分在每个企业只占20%。

根据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精神，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实，资本是生产要素，不是与资本主义相联系，我们社会主义同样要利用资本这个要素。

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正因为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当时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搞得差不多了。

当时的背景是怎样的呢？解放思想冲破了左的干扰，农村改革取得了突破，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例如，当有人严厉批判市场化改革，计划经济回潮时，邓小平同志大声疾呼：谁不搞改革谁就下台。二是新任官员中领导干部率先公示。哪一种模式的控制力强？我认为是后一种控制力强，因为前者控制一个企业，后者控制五个企业。

第三，提出大力发展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决定的内容，应当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总任务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这是新时期改革的重要特点。

幸好，马克思对股份制有过论述，所以就有了勇气去推行。要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

第五，提出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总结起来，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有什么特点呢？我体会最深的有如下几点： 第一，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就是解放思想的过程。

(责任编辑：郑博夫)